近期，对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日艰的现实，本报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在最高决策层频繁调研企业的生态之后，探究中国企业新时期的持续发展之道，已经成为最紧迫的课题。
从2005年后，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就逐年增加，企业已经难以在日益逼仄的利润空间中腾挪，其中制造业受影响最大，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更是雪上加霜，维系其多年运转的环境迅速枯萎，很多企业不得不考虑转型，一些企业更是风雨飘零，面临倒闭的命运。企业的危险境遇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可以预期，中央高层频密的调研后，相关的“救市”政策会相继出台。7月31日，部分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即发出了积极的信号。
然而，此次“企业生存危机”应该蕴含着更丰富的含义。为何一夕之间，中国的企业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创新能力严重缺失，利润来源单一，“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业经济”的警示似乎成为了并不刺耳的诠释。
风起于青萍之末，长期以来，充满异质的价格信号扭曲了中国的生产体系，土地、能源、矿产资源以及劳动力、人民币等价格明显被低估。落后于世界经济潮流的生产能力畅行无阻，企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全套技术引进”、“拿来主义”成为企业界的流行语，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前景黯然，几乎沦为幻象。
现实则更为残酷。根据德国一家机构几年前的调研，肩负中国出口半壁江山的的纺织机械企业几乎都没有类似德国企业的研发中心，甚至在策略上也不认为应该成为技术创新者。“研而优则仕”成为研发人才升迁的常规路径，能够担任企业研发的人往往会因为精通业务而被用作市场开拓，继而成为管理者。生活在一个依靠低成本的资源价格就可以优哉游哉的时代，大部分企业已经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新世纪伊始，全球化在迅速使中国融入世界工业体系的同时，也使中国沦为最大的“技术洼地”，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中国99%以上的中小企业从来没有申请过专利，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而正是认识到局面的紧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迅速上升为国策，人们憧憬中国尽早完成从“产业大国”到“技术大国”的蜕变，决策层也不停地散发出强烈政策信息，冀望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然而种种压力并没有充分释放为价格信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往往和现实南辕北辙，在各色的利益集团影响下，政府不断通过行政干预维护一个“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市场的力量则常常被政府无情地“屏蔽”。低廉要素价格维持着多数中国外向型企业的生存，而一旦“潮水”退去，企业才发现自己是真正的裸泳者，现今企业普遍面临的窘迫局面即来源于此。
此情此境，我们认为，及时地借鉴此次企业生存危机的教训，应该重新思考政府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当前，政府必须尽快推行要素市场的价格改革，长痛不如短痛，这是促使企业创新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依托8月1日正式实行的《反垄断法》，政府则应加快垄断企业的结构改革，给中小企业提供丰富的生存空间。同时，综合利用税收，信贷、汇率等杠杆，促进企业的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通过政府强制采购等手段引导本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牛津管理评论
危机与契机总是相伴而行。近邻日本是我们学习的样板。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期间，为了应对能源价格和物价飞涨的局面，日本投入了巨大的资源用于开发新技术和设备投资，经历过短暂阵痛，日本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第一次石油危机过后十年，日本一跃成为工业国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典范，而它的汽车业也凭借节能环保成就了世界汽车业的霸主地位，国家竞争力反而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此时面临的经济环境和日本何其相似，日本的成功是中国值得深思的一个范例。
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教授曾经感慨：“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国家，不论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后期的韩国，每个国家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产生这样企业的后来居上者。”期望这不应成为中国21世纪的谶言。牛津管理评论
